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和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长

此次悲剧促使澳大利亚对其施行近三十年的控枪体系进行紧急加固。纵观全球，各国枪支管理政策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其差异根植于各自的历史传统、法律框架与文化观念。

以英国、日本为代表的“严格禁止型”模式，体现了国家对暴力工具的垄断性管控。英国自1996年邓布兰惨案后，立法禁止了绝大多数手枪的私人持有。日本则从源头实施极致严格的许可制度，申请者需通过笔试、射击考核、心理评估、背景调查乃至警方对亲友的访谈。这类模式使得两国枪支凶杀率长期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但其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度的社会共识、有效的执法能力以及作为岛国的地理隔离性。

人们悼念邦迪滩遇难者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权利优先型”模式。宪法第二修正案将持枪权塑造为一项核心个人自由，联邦与各州法律层叠，形成复杂而宽松的监管网络。尽管大规模枪击事件频发，但深厚的枪支文化、强大的利益集团以及将持枪与自由、自卫权深刻绑定的社会观念，使得实质性联邦立法改革异常艰难。政策的任何变动都会引发关于自由与安全、联邦与州权的激烈宪法及文化辩论。

在两者之间，加拿大、瑞士等国则呈现“折中管制型”特点。加拿大允许为狩猎或运动目的持枪，但实施分级牌照和严格的储存法律。瑞士基于民兵制传统，允许服役人员将步枪存放家中，但配套以全民军事训练、严格的弹药管控和注册制度。这些国家的政策与其独特的社会结构（如广阔的乡村狩猎文化、全民兵役传统）紧密相连，但仍持续面临枪支自杀、非法走私等问题挑战。

枪击现场夺枪救人的男子艾哈迈德

此外，在许多经历冲突或治理薄弱的发展中地区，枪支管控的挑战主要来自非法武器泛滥、国家能力不足与执法腐败，法律条文往往难以落地。

悉尼邦迪滩的枪声再次揭示，即便如澳大利亚一般拥有被国际视为典范的控枪体系，也需面对新时代的冲击：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合法枪支的过度积累、监管执行的碎片化，以及3D打印等新技术带来的颠覆性挑战。此次澳大利亚的迅速反应——从全国回购、设定持枪上限到重启法律谈判——正是体系在冲击下进行韧性调整的体现。

澳洲上一次政府枪枝回购计划中数十万支枪枝被交回

全球枪支管理的多元图景表明，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政策的选择与演化，本质上是不同社会在其特定历史脉络中，对个人权利、集体安全、文化传统与国家能力进行复杂权衡的结果。悲剧事件可能创造短暂的改革窗口，但制度的持久效力，最终取决于能否在不断变化的风险中持续迭代，并在深刻的价值观分歧间找到艰难的平衡。澳大利亚的2025年，不仅是对其自身制度的压力测试，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关键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