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第七大燃煤发电国，印尼的能源转型之路颇具代表性。这个煤炭发电占比达62%的国家，在2022年的G20峰会上获得了包括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经济体承诺的200亿美元气候融资，被誉为“史上最大单笔气候融资”。然而三年过去，这笔资金的大部分仍停留在纸面上。更值得深思的是，美国已退出共同牵头国身份，德国虽接替但难以填补资金缺口，而实际到位的资金中赠款比例不足4%，其余均为需要偿还的商业贷款。

联合国第30届气候变迁大会（COP30）领袖峰会

这一困境折射出全球气候融资体系更深层次的问题。从金融视角看，传统能源的结构性转型面临三重挑战：首先，传统能源资产的沉没成本与金融风险被严重低估。印尼计划退役的13座燃煤电厂不仅代表着巨大的固定资产投入，更关联着整个能源系统的稳定性。这些资产的提前退役意味着巨大的沉没成本，而现有的融资方案并未充分考虑这一现实。发达国家提供的资金大多以贷款形式存在，实际上是将转型的财务风险转嫁给了发展中国家。

其次，全球缺乏系统性的能源转型风险分担机制。当前的国际气候融资仍然停留在“项目资助”层面，而非“系统性转型”支持。以JETP为例，其资金规模看似庞大，但分散到整个能源系统的重构中就显得力不从心。印尼需要的不只是退役煤电厂的资金，更需要建设替代能源系统、培训从业人员、保障能源安全的整体方案。

印尼气候特使哈希姆

第三，全球绿色金融市场尚未建立起有效的传统能源退出机制。尽管绿色债券、可持续金融产品层出不穷，但专门针对传统能源有序退出的金融工具仍然稀缺。这导致了一个尴尬的局面：一方面全球资本在寻找绿色投资机会，另一方面像印尼这样的国家却在为能源转型的基础工作发愁。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全球金融体系尚未就“气候风险定价”达成共识。传统能源的退出不仅涉及直接的资产损失，还包括供应链重组、就业安置、区域经济转型等系统性成本。目前的气候融资架构显然无法覆盖这些全方位需求。

印尼南苏门答腊省巨港港口的运煤驳船

这种金融支持的缺位已经产生了实质影响。印尼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连续九年未能达标，2025年中可再生能源占比仅16%，远低于23%的目标。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局面正在动摇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信心。印尼气候变化与能源事务特使哈希姆直言JETP是“败笔”，甚至主张退出《巴黎协定》，这种情绪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普遍存在。

从全球范围看，气候融资的承诺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发达国家在2009年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直到2022年才勉强实现，而COP30上新达成的每年3000亿美元目标，面对全球能源转型的实际需求仍显不足。据国际能源署估计，全球能源转型每年需要超过4万亿美元的投资，目前的融资规模远远不够。

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一致同意通过《巴黎协定》

金融市场的反应也显示出结构性矛盾。尽管ESG投资规模持续增长，但资金大多流向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中的“优质绿色项目”，对于最具挑战性的传统能源退出领域则避而远之。这种“挑肥拣瘦”的投资偏好，使得最需要资金支持的转型环节反而得不到足够关注。

要实现真正的能源转型，全球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这包括：

印尼燃煤电厂

建立专门的传统能源退出融资机制，覆盖资产补偿、员工安置、区域经济转型等全方位需求；创新金融工具，如转型债券、气候风险保险等，为传统能源退出提供专门化解决方案；完善全球碳定价机制，使化石能源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为转型提供经济激励；加强多边开发银行的作用，通过优惠资金撬动私人资本投入转型领域。

印尼的案例表明，全球气候融资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问题的核心已不仅仅是资金规模，更是资金结构与投向能否满足能源转型的实际需求。在气候变化日益严峻的今天，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传统能源退出机制，全球温控目标将难以实现。能源转型不仅需要政治承诺，更需要金融创新的支撑——而这正是当前全球气候治理中最薄弱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