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智慧结晶，不仅是一套独特的医学体系，更是中华文明对生命与健康的深刻理解。它不仅是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也是当今世界上体系最完整、传承最延续的传统医学体系。早在公元6至8世纪，中医药就已东传日本、韩国、越南等地，催生了汉方药、韩医、东医等体系，深深影响了东方医学的格局。历史上，中医药曾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独特贡献，例如1962年中国医疗组携中医药成功为印尼总统苏加诺诊治，赢得国际赞誉。

进入新时代，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医药被赋予新的使命——它不仅是中国软实力的象征，更是促进文明互鉴、构建“丝绸之路”健康板块的重要载体。全国政协委员曹洪欣提出“中医外交”理念，倡导以中医防病治病的实际成效，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促进中华文化传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在此背景下，我们特邀广州中医药大学贺振泉教授，深入探讨中医药如何以外交为桥，实现国际化传播与文明对话。

贺振泉，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中西医结合基础学术型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医脑科学与人体筋膜学。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副理事长等职。从事人体解剖学、经络研究与教学三十五年，曾获广东省中医药科技进步奖。主持参与多项国家级课题，在国内率先开展“中国虚拟人经络三维重建”研究，探索经络筋膜学说。主编《人体筋膜系统——经络实质新解》等专著十余部，出版医学科普著作三十余部，致力于推动中医现代化与科学普及。

本期《宁点访谈》特邀贺振泉教授，围绕中医药的国际传播与“中医外交”主题，分享其在经络研究、中医数字化与跨文化传播中的实践与思考，探索中医药如何成为文明互鉴的桥梁。

贺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清桥》杂志的专访。作为中医药学领域深耕三十余年的专家，您在经络研究、中医数字化及国际传播等方面成就卓著。近年来“中医外交”逐渐成为中医药国际化与文化传播的重要路径，能否请您谈谈对“中医外交”这一概念的理解，以及它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贺振泉教授：您好！很高兴能与《清桥》的读者分享对中医药国际化的思考。“中医外交”这一概念，我理解为以中医药为载体的跨文化交流与医学合作机制，它既是中医药自身价值的国际延伸，也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不同于传统外交的政治属性，中医外交更具“柔性”特征——它以“健康福祉”为共同语言，通过医学实践、文化传播、科研合作等方式，搭建国家间、文明间的信任桥梁。

其核心要素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是文化内核：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载体”，其“天人合一”“阴阳平衡”的哲学思想、经络气血理论等，本质上是中华文明对生命规律的独特认知。这种文化深度决定了中医外交不仅是医学交流，更是文明对话。

第二是医学价值：脱离临床疗效的文化传播是空中楼阁。中医在慢性病管理、亚健康调理、疑难杂症辅助治疗等领域的独特优势，以及“治未病”的预防医学理念，是其能跨越文化差异的硬核支撑。中医药在世界传统医学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完善的医药体系，中医药为全球医疗体系提供了新的治疗思路和方法。

第三是国际合作机制：中医外交需要系统化的制度保障，包括国际标准制定（如ISO中医药标准）、双边/多边医疗合作协议（如“一带一路”中医药中心建设）、科研数据共享平台等。

最后是人文共情：中医药强调“医者仁心”，这种人文关怀在国际援助、公共卫生合作中具有独特感染力。例如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中国援外医疗队携带中药参与当地救治，不仅提供了医疗支持，更传递了“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

您提到中医药是“文化载体”与“医学工具”的结合，那么在实践中，中医药现代化与国际化是如何具体服务于国家间文化交流与软实力建设的？它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又发挥了哪些实际作用？

贺振泉教授：中医药的现代化与国际化是相辅相成的“双轮驱动”。现代化为国际化提供科学性支撑，国际化则为现代化注入实践动力，二者共同服务于文化交流与软实力建设。

从文化交流角度看，中医药的国际化过程本质上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具象化实践。例如，我们团队开发的“中国虚拟人经络三维重建系统”，通过数字技术将抽象的经络理论可视化，让海外学者能直观理解“穴位－脏腑－气血”的关联，这种“科技+文化”的展示方式，比单纯的理论宣讲更易被接受。再如茶疗文化的推广，不仅传播了中医“药食同源”的养生智慧，更带动了茶文化、茶道美学的国际传播，成为民间外交的重要纽带。

在软实力建设层面，中医药为国家形象塑造提供了独特的“健康名片”。不同于传统硬实力，中医药展现的是中国“和合共生”的哲学观——它不追求取代其他医学体系，而是倡导“互补融合”。这种包容性使其在国际社会获得广泛认同，例如世界卫生组织将传统医学纳入国际疾病分类（ICD-11），正是对中医药价值的权威认可，这本身就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体现。

在国际关系中的实际作用，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看：

从公共卫生合作维度：中医药已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截至2025年，中国在海外共建了56个中医药中心，在非洲疟疾防控、东南亚湿热病调理等领域提供了“中国方案”。

从民间外交纽带维度：通过中医药国际教育（如海外中医学院、短期研修班），培养了一批“知华友华”的海外从业者。我接触过许多外国中医师，他们不仅是中医药的传播者，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民间大使”。

从危机应对协作维度：在地震、疫情等突发公共事件中，中医药的“简、便、廉、验”优势凸显。例如2023年土耳其地震救援中，携带的中药香囊、针灸针具为灾区提供了快速镇痛、安神的解决方案，这种“小而美”的援助形式，有效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好感度。

在推动中医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文化差异与认知门槛是绕不开的挑战。根据您的观察，目前国际上对中医药的主要误解或传播障碍有哪些？

贺振泉教授：确实，中医药国际化仍面临“认知鸿沟”与“制度壁垒”的双重挑战。从误解来看，最突出的有三点：

首先是“科学性争议”的刻板印象：部分西方学者将中医药等同于“经验医学”，质疑其理论基础（如经络的物质性）。这种误解源于中西医哲学体系的差异——中医强调“整体动态平衡”，而西医侧重“微观实证”，二者认知逻辑不同，但并非对立。

其实是“安全风险”的过度担忧：由于部分中药成分复杂，加上个别非法添加西药成分的案例，导致海外对中药安全性的信任度不足。实际上，通过规范化种植（GAP）、指纹图谱质控等现代技术，中药的质量可控性已大幅提升。

此外还有“文化异质性”的接受障碍：海外民众对“阴阳五行”“气血津液”等概念缺乏文化语境，容易将其视为“玄学”。例如在欧洲，部分人将针灸误认为“神秘仪式”，而非基于神经－体液调节的物理疗法。

而传播障碍则更多来自制度与实践层面：

比如法规标准不统一：各国对中医药的监管差异极大——欧盟将中药列为“传统草药”，需通过严苛的注册审批；美国FDA则要求中药按“膳食补充剂”或“新药”申报，前者限制疗效宣称，后者成本高昂。这种碎片化的法规体系增加了中医药“走出去”的难度。

同时专业人才匮乏：既懂中医经典又通现代医学且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稀缺，导致海外中医药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影响行业声誉。

此外还包括文化传播方式单一：当前国际传播仍以“理论输出”为主，缺乏贴近当地需求的“本土化”表达。例如在拉美地区，民众更关注“自然疗法”的实用性，若单纯宣讲《黄帝内经》理论，效果往往不佳。

面对这些挑战，您认为推动中医药“走出去”最迫切的突破点应放在哪里？哪些策略能有效促进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接纳？

贺振泉教授：我认为推动中医药“走出去”的突破点需聚焦“标准化、实证化、本土化”三大方向，具体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发力：

一、以“标准化”破除制度壁垒

建立国际认可的质量标准体系：推动中药种植、炮制、制剂的全过程标准化，例如推广“中药材DNA条形码鉴定技术”，确保源头可控；参与制定ISO/TC249中医药国际标准，争取规则制定权。

规范临床评价方法：在循证医学框架下，设计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临床试验方案。例如针对针灸疗效，可采用“真实世界研究”（RWS）方法，收集大样本临床数据，而非单纯依赖随机对照试验（RCT）。

二、以“实证化”回应科学性质疑

加强中西医交叉研究：我的团队长期从事“经络－筋膜”相关性研究，发现中医“穴位”多位于筋膜应力集中区，针刺可通过“筋膜－神经－免疫网络”调节机体功能。这类“中医理论+现代解剖”的研究，能为经络的物质基础提供科学解释。

利用数字技术可视化中医理论：我们合作开发的“虚拟人经络系统”已实现穴位定位、气血运行的动态模拟，未来可结合VR技术，让海外学习者“沉浸式”理解中医理论，这比文字描述更具说服力。

三、以“本土化”提升文化亲和力

创新传播载体：针对不同地区受众设计差异化内容——在欧美推广“中医+现代健康管理”（如针灸减肥、压力调理），在东南亚结合当地传统医学（如马来传统草药）开展融合实践，在非洲侧重“低成本、易操作”的适宜技术（如艾灸防治疟疾后遗症）。

培养“本土化”人才：与海外高校合作开设“中医+公共卫生”双学位项目，培养既懂中医又熟悉当地文化的本土医师，让中医药“长在当地、服务当地”。

四、以“平台化”整合资源力量

搭建国家级中医外交平台：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建立跨国中医药科研协作网，例如中欧联合开展“针灸治疗慢性疼痛”多中心研究，用国际公认的数据成果提升话语权。

鼓励民间力量参与：支持中医药企业、学术团体通过国际展会（如德国科隆国际健康展）、文化节等渠道“接地气”传播，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协同格局。我依托所在的广东省发展中医药事业基金会，建立了中医药出海平台，开展了一系列的中医药出海和中医外交工作，在东盟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建立了合作项目。在中东、欧美也在积极推动。

结合您丰富的国际交流经验，哪些中医药内容或实践形式更容易被国外受众接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贺振泉教授：根据我在长期讲学、推广、合作的观察，“轻干预、可视化、生活化”的中医药形式最易突破文化壁垒，具体可分为三类：

一、非药物疗法：以“直观疗效”建立信任

针灸与推拿：这是海外接受度最高的中医技术。针灸通过物理刺激穴位产生即时效应（如镇痛、止吐），其操作过程透明、副作用小，且可与现代医学联合使用（如术后康复）。例如在德国，约80%的疼痛诊所提供针灸服务，部分医保已覆盖针灸治疗。

气功与太极拳：作为“主动健康”方式，其“调节呼吸、疏通气血”的理念与现代“身心医学”高度契合。欧美中产阶级将其视为减压、改善亚健康的时尚运动，甚至融入健身房课程，这种“去医疗化”的传播路径反而加速了普及。

二、数字技术赋能的传统理论：以“科技感”消解神秘感

可视化经络与穴位：我们在海外演示“虚拟人经络系统”时，许多西医同行表示：“原来穴位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与解剖结构相关的功能位点。”这种“传统理论+数字技术”的展示，大幅降低了认知门槛。

AI辅助中医诊断：基于舌诊、脉诊的智能诊断系统（如“中医四诊仪”），通过客观化数据（如舌象光谱分析、脉象波形图）替代主观描述，让海外患者更易理解中医诊疗逻辑。

三、生活化养生文化：以“普适价值”促进文化共鸣

茶疗与食疗：“药食同源”理念具有全球普适性。我们在意大利推广“陈皮普洱降脂茶”时，结合当地“地中海饮食”文化，强调“通过日常饮食调理身体”，这种“本土化改编”让民众乐于尝试。

节气养生与自然疗法：中医“顺时养生”思想与西方“自然医学”理念不谋而合。例如在北欧，冬季抑郁症高发，可推广“冬至艾灸关元穴+日光浴”的调理方案，因贴合当地气候特点而广受欢迎。

以上便是我根据实践总结的更容易被国外受众接受中医药的形式，其背后的核心原因在于：这些形式剥离了复杂的理论外壳，直接呈现“实用性”与“文化美感”。海外受众不需要理解“阴阳五行”，只需体验针灸的镇痛效果、感受茶道的宁静氛围，就能直观体会中医药的价值。这种“从体验到认知”的传播路径，比单纯的理论灌输更有效。

您长期致力于经络筋膜学说、中医养生科普，率先开展“中国虚拟人在经络三维重建”研究，并推广茶疗文化和中医生活化。这些研究方向与实践经验，在助力中医国际化及“中医外交”方面具有哪些独特优势？

贺振泉教授：我的研究始终围绕“传统理论现代化、抽象概念可视化、学术成果生活化”三个目标，这与中医国际化的需求高度契合，具体优势体现在：

一、经络筋膜学说：为中医理论提供“现代解剖学锚点”

中医经络理论因缺乏明确解剖实体，长期被质疑“不科学”。我们团队通过断层解剖、筋膜力学实验发现：中医“经络线”的走行与人体深筋膜间隙高度一致，穴位则多位于筋膜应力感受器密集区。这一发现为“经络实质”提供了现代医学解释——经络可能是“筋膜－神经－血管－淋巴”构成的生物信息通道。这种“中西医结合”的研究视角，使海外学者能通过熟悉的解剖学语言理解经络，为中医理论的国际认可扫清了关键障碍。

二、虚拟人经络重建：以“数字技术”打破认知边界

传统经络教学依赖图谱和文字描述，难以展现其立体空间关系。我们联合国家医学数字转换基地团队，基于中国虚拟人数据集，构建了“高精度经络三维模型”，可动态演示穴位定位、气血流注路径及针刺效应。这种“沉浸式学习”大幅提升了教学效果。此外，该模型还为中药研发提供了靶点参考，例如通过分析“经络－脏腑”关联，指导抗肿瘤中药的穴位贴敷配方设计。

三、茶疗文化推广：以“柔性载体”促进民间外交

茶疗是中医药“生活化”的典型代表，兼具“健康价值”与“文化符号”双重属性。我们2014年在广东成立广东省茶疗养生创新联盟，2017年在北京成立中国茶疗养生创新联盟，组织开始百余种适合海外推广的药茶配方（如菊花枸杞护眼茶、山楂荷叶降脂茶等），在海外孔子学院、华人社区开展“茶道+养生”工作坊。

在我看来，这种推广方式有三大优势：

首先是低门槛：茶是全球消费量最大的饮品之一，民众接受度高；

其次是高附加值：不仅传播养生知识，还带动了中国茶文化、茶具美学的输出；

同时还具有强互动性：通过品茶、制茶体验，让海外民众在轻松氛围中感受中医“治未病”的智慧，这种“民间外交”比官方交流更具感染力。

这些研究与实践的共同优势，在于搭建了“传统－现代”“中国－世界”之间的桥梁——既坚守中医药的核心价值，又用国际通用的“科学语言”“生活语言”进行表达，使中医外交既有“深度”（学术支撑），又有“温度”（文化共情）。

最后，基于您多年的探索与体悟，对于有志于投身国际中医事业的年轻一代，您会有哪些具体的建议或期待？

贺振泉教授：年轻一代是中医外交的“未来力量”，我想送给他们三个“关键词”：

一是“扎根”：夯实中西医基础，守正方能创新

中医国际化不是“空中楼阁”，必须以深厚的传统功底为根基。建议年轻人首先要精读经典：《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是中医的“根”，只有吃透“辨证论治”的精髓，才能在国际交流中准确传递中医思维。同时要融通现代医学：掌握解剖学、药理学、统计学等知识，学会用科学方法验证中医疗效，避免陷入“唯传统论”或“唯科学论”的极端。

二是“破壁”：培养跨文化能力，做“中医翻译官”

中医外交本质上是“跨文化传播”，需要年轻人成为“双向翻译者”。首先要做到语言与文化双精通：不仅要学好外语，更要理解目标国的文化心理。例如向伊斯兰国家推广中医药时，需规避“动物药”相关内容，尊重其文化禁忌。同时要善用新媒体传播：用短视频、科普漫画等形式解读中医（如用动画演示“经络是如何工作的”），让海外受众“看得懂、愿意看”。

三是“笃行”：坚持长期主义，在实践中积累信任

中医药国际化是“慢功夫”，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要从“小切口”切入：聚焦某一细分领域（如针灸治疗失眠、中药防治糖尿病并发症），深耕十年形成专业影响力。也要尊重差异，包容互鉴：不排斥与其他医学体系合作，例如在非洲推广“中医针灸+当地草药”的联合疗法，以实际疗效赢得尊重。

我期待年轻一代能以“开放而不盲从，自信而不傲慢”的态度，将中医药这一瑰宝推向世界。记住，中医外交不仅是“输出技术”，更是传递“以人为本”“和谐共生”的中国智慧——这才是中医药最珍贵的价值，也是人类文明共同的财富。

非常感谢贺教授的深刻分享！您的见解不仅为中医药国际化提供了实践路径，更展现了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温度与深度。

贺振泉教授：谢谢《清桥》杂志的关注。中医药外交是一项长期事业，需要学界、产业界、政府共同努力。期待未来能有更多年轻人加入，让中医药为全球健康与文明互鉴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