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11日，第四届中日韩农业部长会议在韩国仁川召开。会议围绕粮食安全、动物疫病防控、可持续农业、乡村振兴、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合作及全球农业协作六大核心议题展开深入讨论，三国农业部长签署联合公报并达成多项共识，为区域农业合作注入新动力。

此次会议是时隔七年后的首次重启，上届会议于2018年11月在北京举行。中日韩农业部长会议机制始于2012年，其建立源于三国共同应对全球粮食安全挑战、促进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随着东亚地区农业 interdependence 日益加深，以及气候变化、价格波动等跨国性问题凸显，2012年4月，首届会议在韩国济州岛召开，三国农业部门负责人围绕农业多功能性、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达成初步合作框架，旨在通过定期高层磋商提升区域农业韧性和协同治理能力。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左起）

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长官宋美玲

中国农业农村部部长韩俊

2015年9月，第二届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签署《联合公报》及动物疫病防控合作备忘录，强调农业技术升级与贸易政策沟通，进一步夯实了三方务实合作的基础。2018年11月，第三届会议在中国北京召开，聚焦乡村振兴与农业绿色发展，签署合作备忘录并倡议“中日韩+1”模式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推动区域农业合作向更高水平、更广领域迈进。此后，受全球国际局势变化及美国单边贸易政策干扰，会议机制一度停滞。

此次会议的重启，是受外部环境压力与内部结构性挑战共同驱动的结果。从外部因素看，全球气候危机持续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导致农业生产不确定性增大，2025年全球谷物价格同比上涨8.3%，供应链脆弱性日益凸显；同时，非洲猪瘟等跨境动植物疫病传播风险不断升高，区域协同防控机制亟待强化。此外，美国实行单边贸易政策，不仅对华加征高额关税，还持续施压日韩扩大美国农产品进口，客观上促使中日韩三国加快推动农业供应链多元化战略。

从内部动因来看，三国均面临资源约束和人口结构的共性挑战：耕地资源匮乏、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等问题日趋严峻。具体而言，日本2024年稻米库存同比下降9.7%，供应紧张态势引发国内关注；韩国谷物自给率持续走低，粮食安全风险不断积累；中国则通过拓展从巴西、阿根廷等国的大豆进口渠道，逐步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积极构建多元供给体系。在这一背景下，重启农业部长级会议成为三国增强区域农业韧性、推动务实合作的必然选择。

本次会议取得了多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三国共同签署了《第四届中日韩农业部长会议联合公报》，明确将建立常态化的部长级会议机制，并计划于2026年在日本举办第五届会议。各方承诺将在智慧农业、绿色低碳技术等互补性较强的领域深化合作，共同推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互惠整合。此外，三国一致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重申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共同立场。这些共识不仅为中日韩农业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也显著释放出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积极信号。

第四届中日韩农业部长会议在韩国仁川召开

从国家层面看，会议对三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借此进一步巩固农产品多元化采购战略，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2025年上半年，中国对日韩的农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11.2%；日本越光米对华出口也实现19.4%的显著增长；韩国则通过区域协作有效增强了国内粮食供应的稳定性。在政策协同方面，会议推动了RCEP框架下农业技术标准的对接，加速了亚洲地区农业供应链的整合进程。在社会效益层面，三国在防灾减灾、农村振兴等领域的经验交流，有助于共同提升粮食自给能力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

从全球视角来看，中日韩农业合作机制为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和粮食价格波动提供了重要的“东亚方案”。三国共同反对单边主义的立场，对遏制贸易保护行为、制衡滥用关税措施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其在智慧农业、低碳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实践，也为全球农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区域范例。此外，会议提出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倡议，从文化维度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实质性支持。

此次会议标志着中日韩农业合作进入机制化、务实化的新阶段。三国通过高层对话与具体合作，不仅有效应对了当前面临的粮食安全和技术共享等迫切挑战，更逐步构建起韧性更强、协作更深的区域农业治理体系。其成果超越农业范畴，为亚洲乃至全球的多边合作与经济稳定提供了重要范例，也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完善注入了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