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日本国内大米零售价格同比飙升98%，创下战后最高涨幅，引发“令和大米骚动”。与此同时，成田机场检疫部门报告显示，自海外携带大米入境的日本游客数量激增，部分旅客甚至一次性携带10公斤以上泰国或韩国大米——这一现象折射出日本农业保护体制的深层次危机。

2025年爆发的“令和大米骚动”绝非偶然事件，而是战后农业政策长期积累的系统性风险的总爆发。这场危机暴露出日本农业在封闭保护体制下形成的三大致命缺陷：扭曲的市场机制、僵化的产业结构和失效的治理体系，三者相互强化，将日本农业推向转型的临界点。

日本超市大米价格居高不下

1971年实施的“农业生产调整政策”是日本农业衰退的起点。在经历战后初期粮食短缺后，随着农业技术改良和耕地恢复，日本大米产量在1960年代末出现供给过剩。1969年大米库存量突破300万吨，相当于全年消费量的30%，导致米价暴跌和政府财政负担剧增。当时日本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农业人口快速流向城市，政府担忧米价下跌会加速农村凋敝。这一政策设计的深层逻辑，是日本政府试图通过计划性减产来维持米价稳定，其本质是以牺牲生产效率为代价换取社会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该政策实施又恰逢1971年“尼克松冲击”重大经济政策调整，导致日元升值，农产品进口压力骤增，更强化了政府保护国内市场的决心。这种用行政手段替代市场调节的“生产调整”做法，虽然短期内稳定了米价和社会秩序，却扭曲了农业生产要素配置，为日后的结构性矛盾埋下祸根。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数据显示，在政府严格管控下，日本水稻种植面积缩减57%，但生产成本却是美国的4.2倍，劳动生产率仅为农业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更严重的是，这套体系催生出高度集中的利益结构——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2024年报告，农协系统通过“全量集荷”制度掌控全国93%的大米流通渠道，其批发价与零售价的价差高达75%，远超国际平均水平。

人口结构的塌方式衰退暴露出体制的不可持续性。日本农业正面临“无人种田”的生存危机：2025年日本农业普查数据，65岁以上从业者占比突破60%，而每年新增农业人口中青年比例不足20%。这种老龄化并非单纯的人口现象，而是保护体制下的必然结果。在政府过度干预下，日本农业未能形成市场化竞争机制，导致经营收入长期停滞在低水平，完全丧失对年轻劳动力的吸引力。与此同时，严苛的农地继承制度和分散的土地所有权，使45万公顷农田处于荒废状态。这种人口与土地的双重危机，使得任何政策调整都面临执行主体缺失的困境，形成“越保护越衰退”的恶性循环。

日本农协

农协垄断体制成为改革难以突破的结构性障碍。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业合作组织，日本农协拥有1026万会员，掌控着日本农业从生产到销售全产业链。其通过“强制收购制度”控制大米定价权，维持着“低买高卖”的非竞争性定价机制。此次米价危机中，农协系统批发价上涨23%，零售价暴涨98%，充分暴露流通环节的暴利本质。更关键的是，农协通过"农村选区政治影响力"连动着国会30%的议席。这种制度性共谋关系使得历次改革都流于表面——2017年《农业改革8法案》中关于流通自由化的条款，最终在实施阶段被农协的“实施细则”架空。当前政府试图通过直接投放储备米平抑物价，却再度遭遇农协系统的联合抵制，显示出体制顽强的排异反应。

全球化冲击正在加速传统保护体系的瓦解。日本加入CPTPP后，农业保护政策面临根本性挑战：大米关税从778%骤降至6%，进口米市场份额五年内增长近三倍。更具破坏性的是，日元贬值使化肥进口成本激增62%，彻底暴露了日本农业在全球化竞争中的脆弱性。这种冲击不仅体现在价格层面，更动摇了整个政策逻辑——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不可逆转的背景下，继续维持高成本、低效率的生产模式已无出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农业的结构缺陷使其在开放环境中处于双重劣势：一方面，零散耕地（平均1.2公顷）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另一方面，单一作物结构（大米占35%耕地）缺乏风险抵御能力。即便政府每年投入巨额补贴，仍无法改变竞争力持续下滑的趋势。

这场农业危机本质上是日本发展模式的缩影。在人口老龄化、全球化不可逆转的背景下，继续维持封闭的保护体系只会加速产业衰退。日本需要的不是修修补补的政策调整，而是对农业治理体系的根本重构。这也将是一场涉及利益重新分配的深刻变革。历史经验表明，越是延后结构性改革，最终付出的转型代价就越大。日本农业正站在转型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