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5月2日，英国地方选举结果出炉。英国右翼政党改革党拿到的地方议会议席最多，达到674席；执政党工党仅拿到99个议席，排名第四位。同一时间，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宣布，已将德国选择党列为明确的极右翼组织，将在联邦层面对该党进行监控。此前在2月举行的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德国选择党以约20.8%的得票率排名第二。并且德国最新民调显示，德国选择党支持率为26%，超过联邦议院第一大党联盟党的24%，是德国目前民调支持率最高的政党。

近年来，欧洲政治版图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从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到各国政治中心，极右翼势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张态势。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结果显示，极右翼政党席位占比从2019年的10%跃升至15%-20%，增幅达50%，创下历史新高。

英国改革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和当选国会议员莎拉波钦在DCBL体育场庆祝胜利

在国家层面，这场变革的浪潮更为汹涌。奥地利极右翼自由党以议会第一大党的姿态执掌权柄，意大利兄弟党以25%的支持率占据政坛主导地位，而德国选择党在2025年大选中斩获20.8%的选票，一跃成为议会第二大党，书写了二战后德国极右翼的最强篇章。与此同时，英国改革党在地方选举中异军突起，以670个议席的惊人战绩，将保守党与工党两大传统势力逼入墙角。

若要洞悉这场政治海啸的本质，我们必须拨开现实的迷雾，溯游至历史的源头。

资料显示，“极右翼”这一政治术语的诞生可追至法国大革命时期。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召开了第一次国民议会，议员们按政治立场分区就座，支持开放改革的坐在左侧，维护旧制度的坐在右侧。这种空间划分逐渐演变为政治光谱的"左右"分野，而极右翼则代表着右翼谱系中最保守、最排外的极端派别。

20世纪初是欧洲极右翼势力最为盛大的时期，纳粹党在德国攫取权柄，法西斯党在意大利建立独裁。剖析历史，我们发现，彼时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并非偶然，而是植根于欧洲破碎的经济土壤。

1923年德国通货膨胀，食品价格高昂

1923年，恶性通货膨胀让欧洲货币体系彻底崩溃，德国一个面包的价格一年内从160马克飙升至2000亿马克，失业人口突破600万，柏林街头随处可见因饥饿而昏倒的市民；意大利工业产出骤降40%，饥饿的工人家庭不得不用报纸填充衣服来御寒。法国的纺织工人平均每天只能挣到买两个面包的钱。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农民被迫食用草根和树皮，儿童营养不良率高达70%。

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说：“经济危机不会自动导致极权主义，但会摧毁抵御极权主义的免疫系统”。在生存危机之下，民众开始寻求简单明了的解释和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这种集体焦虑为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提供了沃土。极右翼政党的政客们为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寻找了简单的归因，在德国是"犹太资本"，在意大利是"无能政客"，在西班牙是"分离主义者"。通过这种刻意简化的归罪叙事，极右翼势力成功将民众的经济不满转化为政治支持，最终推动欧洲走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

历史从不重复，却总在押韵。当前欧洲极右翼势力的复兴，同样也伴随着令人担忧的经济指标。

2024年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欧元区整体经济增长率勉强维持在0.5%的微弱水平，其中德国经济更是出现0.3%的负增长，创下两德统一以来的最差表现。尽管德国通胀率较2022年峰值有所回落，但5.8%的水平仍居高不下。英国经济虽录得1.1%的增长，但这一数字背后是政府大规模补贴的支撑，其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已达98.9%，刷新了1960年以来的历史纪录。而南欧国家的就业市场持续恶化，希腊和西班牙的失业率分别攀升至28.9%和26.4%。

欧洲随处可见的流浪者

这些冰冷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生命的真实困境。欧盟无家可归者联合会报告显示，2024年欧洲街头流浪者人数首次突破150万大关，其中巴黎地铁站收容的无家可归者数量较往年激增300%，在德国，普通家庭每月食品开支较2020年暴涨43%，全国食品银行的救济人数突破200万，柏林中央火车站外等待免费餐食的队伍常常蜿蜒数个街区。法国养老金改革将退休年龄推迟至64岁，迫使每月新增5万名本应安享晚年的老年人继续为生计奔波。而在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的候诊名单已突破750万人的惊人数字，许多癌症患者不得不在社交媒体发起众筹，只为争取一线生机。

极右翼的强势崛起，恰如一面映照欧洲社会深层危机的镜子——它不仅折射出经济衰退的残酷现实，更暴露出民主体制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的系统性失灵。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的告诫言犹在耳："民主不是自动运行的机器，经济繁荣时它是装饰品，经济危机时它才显现真正价值"，民主制度最需要被捍卫的关头，恰恰是其最易遭受质疑的时刻。

历史如同文明的根系，在每一次政治危机的土壤中，我们都能看到相似的脉络在生长。从魏玛共和国的崩溃到今日的民粹浪潮，历史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演绎着永恒的政治命题：当经济增长乏力、社会分配失衡时，民众对体制的信任就会逐渐瓦解。而文明也会在螺旋上升中对我们发出永恒的叩问：当平等与繁荣的社会契约出现裂痕时，我们能否从集体记忆中汲取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