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肤病已成为全球最普遍的健康问题之一。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数据，全球约有19亿至30亿人受至少一种皮肤病困扰，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每年新发病例达46.9亿至48.6亿例-皮肤病因此成为全球非致命性疾病负担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致残的疾病中排名前十位。2025年，第78届世界卫生大会首次将皮肤病列为全球公共卫生重点事项，这一高规格承诺为全球协同应对指明了方向——提升基层医疗能力、利用数字技术、加强数据监测、降低关键药品价格、推动包容性研究，已成为国际共识。

在中国，约3.5亿人受到皮肤问题困扰，皮肤病门诊量在综合医院常年位居前三。中国皮肤病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用“起点虽低，但奋起直追”来概括。新中国成立后才正式发展的中国皮肤病学，从曾经的一片空白，发展到如今能问鼎《自然》《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等顶级期刊，并在某些新药研发上领跑全球。强大的国家支持、数代学者的奋斗、完善的人才培养和庞大的临床需求，共同驱动了这场深刻的跨越式进步。如今，中国皮肤病研究正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并在全球皮肤健康治理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皮肤科主任陈宏翔，正是这一时代浪潮中的杰出代表。他曾在美国哈佛医学院麻省总医院皮肤生物学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并先后赴日本九州大学等国际顶尖机构深造，拥有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深圳医院及武汉协和医院丰富的管理与临床经验。他成功救治百岁天疱疮患者与重症药疹等病例，展现顶尖的临床水平。学术上，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项，发表SCI论文80余篇，担任多个权威期刊编委，翻译多部经典著作。他尤为注重国际交流，积极推动中外皮肤病诊疗理念深度对话。在科室建设中，大力构建皮肤科专科医联体，开设毛发医学中心及国际认证的荨麻疹专病门诊等。陈宏翔还积极投身公益科普与基层义诊，曾策划制作央视《科技之光》科普片 及多个省级 、市级主流媒体科普节目，是留学归国、扎根武汉的中青年皮肤科医生杰出代表。

本期《宁点访谈》访谈特邀陈宏翔主任，他将结合自身丰富的国际交流经历与一线临床经验，围绕当前皮肤病研究发展趋势、中西医结合实践、人工智能应用前景及学科建设等核心议题，分享前沿观察与深刻思考。

WHO已将皮肤病列为全球公卫重点，中国也有3.5亿人受皮肤问题困扰，影响皮肤病病发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当前全球皮肤病防治领域最受关注的趋势和挑战是什么？

陈宏翔：皮肤科看似归属“小科室”，面对的皮肤实则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也包含有最多的病种，在多数综合医院的门诊量中常年位居前三，其患病率和群众就医诉求都非常高。皮肤直接与外界环境相接触，是最大的人体屏障。皮肤问题不仅表现为红肿、瘙痒或皮疹，往往关联着免疫功能紊乱、感染、遗传、环境暴露以及心理、代谢等多方面因素。因此，皮肤病已不仅仅是个人健康问题，更成为公共卫生和社会心理领域的重要议题。

影响皮肤病发病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环境刺激。皮肤暴露于外界，热、紫外线、湿热环境、化学刺激物和过敏原等均可诱发或加重皮肤病。以前有位参加过越战的美国军医教学真菌课程，提到在湿热丛林环境下真菌感染（如足癣）易高发，导致士兵丧失行动能力，严重影响部队作战力。第二，免疫与炎症因素。许多顽固性皮肤病如银屑病（俗称“牛皮癣”）、特应性皮炎、红斑狼疮等，本质上是免疫性疾病在皮肤的表现，发病率较高且给患者带来极大困扰。第三，感染因素。新冠病毒、真菌、细菌、病毒以及虫媒传染病等均可通过皮肤这一第一道屏障表现出来，猴痘等疾病的早期症状也常出现在皮肤上。第四，生活方式的影响。熬夜、压力、肥胖、缺乏运动等现代生活方式会改变皮肤的免疫和炎症状态，导致银屑病加重、青少年痤疮（青春痘）、脱发以及慢性过敏（如荨麻疹、湿疹）等问题日益突出。

当前全球皮肤病防治领域最受关注的趋势和挑战主要有三点。一是精准治疗与生物制剂的兴起。针对白癜风、银屑病、湿疹等顽固性皮肤病，已有多种单抗药物问世，选对药物可使以往难以控制的顽疾得到良好控制，标志着皮肤病治疗进入了精准医学时代。二是全病程管理理念的推广。皮肤病不再是单一病种的管理，例如银屑病随着病史延长，常会合并关节炎、心脏病、肠病、代谢综合征等，需要综合、连续的照护。三是基层能力建设与医疗公平。许多皮肤病不一定需要集中在大医院诊治，通过对基层医生和社区组织进行规范化培训，患者可以实现就近早期识别和规范诊治。如何提升基层诊疗能力、缩小医疗资源差距，是全球面临的重要挑战。

在以上背景下，您如何评价当前中国皮肤病研究在国际学术坐标系中的位置？中国皮肤病防治的发展定位如何？

陈宏翔：中国皮肤科的现代发展起步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但欧美发展很早，例如 1607年成立的巴黎圣路易医院（Hôpital Saint-Louis），是首个建立‌系统教学、分类与研究体系‌的皮肤科中心，被公认为现代皮肤科学的摇篮，不少皮肤病与体征以该院医生命名。中国早期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西医学习、引进和跟跑。

然而，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中国皮肤科的进步十分显著，并形成了几个突出特点。首先是资源丰富：我国人口基数大，疾病谱广，患者数量庞大，这为开展临床研究、真实世界研究和疾病队列建设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人群基础。其次，中国皮肤科医生的临床经验极为丰富。以门诊量为例，一名皮肤科医生每天接诊患者高达60至100人，而在西方国家预约制下，半小时到一小时处理一名患者已属不易。长期高强度的一线诊疗实践，使得中国医生在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和重症皮肤病方面积累了强大的实战能力。同时，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模式成本较低，适合在基层推广应用。此外，在科研方面，中国皮肤科的进步同样迅速，在免疫性皮肤病、皮肤肿瘤、皮肤美容和皮肤影像等领域已有多项原创性成果问世，逐步跻身国际平台，能够与全球同行开展良好的学术对话。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差距。一是高质量原创性机制研究较少；二是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和长期随访队列的建立仍有不足；三是在国际指南和共识制定中的话语权较弱，能够参与的中国医生数量有限，且很少能担任主导角色；四是在药物和医疗器械的源头研发方面，仍需大力加强。

基于这样的国际坐标，中国皮肤病防治的发展定位：首先要立足本国人群的疾病特点和防治需求，切实解决中国患者自己的问题；同时要积极向国际前沿学习，深度参与全球创新合作；此外，要致力于推动基层患者的健康公平，缩小城乡和区域之间的诊疗差距。这既是中国皮肤科医生的职责所在，也是未来发展的核心使命。

目前全球和中国在皮肤病治疗上的主流方向分别是什么？从您的临床和研究经验看，这些疗法在推广中普遍面临哪些现实问题？如何让更多患者真正受益？

陈宏翔：全球范围内，皮肤科治疗主要包括常见皮肤病的诊疗、性传播疾病的防治以及医学美容三大板块。在皮肤病治疗方面，靶向治疗和精准药物治疗已成为核心趋势，尤其是单抗、小分子靶向药物等在银屑病、特应性皮炎、荨麻疹、白癜风、痤疮等“免疫介导的炎症性皮肤病”中应用日益广泛。与此同时，治疗理念也从单纯的“看皮疹”转向“看人整体”，强调对患者心血管、代谢、关节及心理状态进行综合管理，因为皮肤问题与全身健康和心理健康密切相关。

在中国，除了紧跟国际靶向和精准治疗的步伐外，中西医结合治疗是一大特色。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国家出台了多项支持中医药发展的政策，但中医在皮肤科领域的作用仍有待进一步强化。中西医结合并非适用于所有皮肤病种：对于感染性皮肤病，抗生素、抗病毒和抗真菌药物效果明确，中西医结合的优势不明显；但在免疫性疾病如银屑病、湿疹、脱发等病种中，中西医结合通过调节免疫平衡、使用中药洗剂、火针、梅花针、拔罐、熏蒸泡洗等外治方法，展现出独特的疗效和优势。

在目前医疗中，主要面临靶向药物和生物制剂费用高昂、单病种支付压力较大等现实问题。为使更多患者受益，应积极发挥中西医结合在药物经济学与治疗可及性方面的优势，通过优化治疗方案降低单病种成本，减轻医保与患者负担，推动精准治疗与中西医结合疗法的合理应用，让不同病种患者获得适宜、可负担的治疗，从而实现更广泛的健康获益。

您多次提到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皮肤病领域的应用前景。目前AI辅助诊断等技术在临床中的实际落地效果如何？还存在哪些关键瓶颈需要突破？

陈宏翔：人工智能在皮肤病领域的应用前景确实值得高度重视。目前，AI技术在皮肤科的落地整体仍处于初级阶段，但皮肤科可以说是人工智能最具潜力的医学专科之一，因为皮肤病的诊断高度依赖于视觉，包括皮损的颜色、形态、分布等。正因如此，图像识别成为AI在医学中首当其冲的应用方向，斯坦福大学团队发表的首篇相关医学论文正是聚焦于皮肤病和皮肤肿瘤，利用手机照片和皮肤镜图像进行识别。

除了图像识别，医疗大模型、自然语言处理、物联网等技术也可用于皮肤科临床、疾病管理和医疗流程优化。国内已经开始重视并投入这一领域，例如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院士牵头成立人工智能学院，并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签约成立“医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推动各临床科室与AI团队对接，寻找实战应用场景。在皮肤科，AI可以用于皮肤肿瘤的筛查辅助、常见病如银屑病、白癜风、脱发的病情评估（已有部分带AI分析功能的皮肤镜产品实现）、慢病管理中的皮损变化记录、严重程度评估、复诊用药提醒，以及帮助基层医生进行基本诊断等。目前国内已有不少高校和公司在开发相关软件和应用。

然而，当前仍存在几个关键瓶颈需要突破。第一，AI训练需要大量高质量的标注图片数据集，但目前这样的数据集还比较缺乏。第二，AI模型在某一家医院表现良好，不代表在不同地区或基层医疗机构也能同样有效，这涉及模型的泛化能力问题。第三，临床责任边界规定尚不清晰。AI可以作为助手帮助医生出具报告、提高效率，但最终的诊断必须由医生把关并承担法律责任，而非AI本身。总体而言，AI在皮肤科的落地需要一个成熟过程，我们对此充满期待，但也要理性看待其当前的发展阶段。

您曾在美国哈佛医学院麻省总医院/皮肤生物学研究中心工作，也主持了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还曾多次带队到偏远山区义诊，推动建立覆盖县市的皮肤科专科联盟。结合您丰富的科研与临床经历，科研到临床转化周期一般是多久？这一转化过程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可能的突破口在哪里？AI技术的发展能否帮助缩短转化周期？

陈宏翔：转化本身确实很重要。近年来，国家及各大高校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推动皮肤病研究从科研到临床的转化，但真正原创性的成果仍然很难实现。一个基础研究发现，真正变成临床可用的诊断方法、治疗药物或管理模式，通常需要多年甚至十几年。尤其是新药研发，从靶点发现、机制验证、动物实验、药物优化、安全性评价、临床试验到上市应用，周期很长，风险也很高。 在科研转化过程中，医疗机构主要承担提出临床需求和承接临床试验的角色，是临床研究的重要战场。至于转化周期，理想情况下从机制研究到最终应用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但具体年限难以一概而论。

转化的主要挑战在于：原创性研究投入高、风险大；医疗机构很难独立完成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全链条转化；同时，新药、新器械的研发需要多学科协作，而且会涉及知识产权等制度性问题。

可能的突破口有几个方向。第一，从临床问题出发，针对患者未被满足的需求，如慢性瘙痒、慢性反复的真菌感染、重症药疹等，发现问题后再到实验室寻找机制，这种反向转化路径具有独特优势。第二，医疗模式的创新同样重要，不一定依赖新药或新器械，例如远程会诊、AI辅助诊断、专病门诊等形式，同样能让患者获益。第三，医工交叉是目前非常活跃的转化方向。皮肤科与材料、化学、光学成像等学科的交叉越来越多。例如，我们的科研合作方陶光明教授课题组 ，研发具有降温功能且可穿戴的纤维面料，其中可集成传感器获取生理指标，这类成果已在高水平期刊发表，并吸引民用和军用领域合作。第四，类器官技术的发展为药物效应验证提供了新途径，可部分替代动物实验，不同疾病类型的皮肤类器官开发正成为转化研究的热点。第五，在医学美容领域，除了激光和注射治疗外，化妆品创新原料的研发也大有可为，如多肽类、核酸类原料，具有多种功效，是转化的重要方向之一。此外，临床中对医美激光仪器、家用光疗仪器的改进也属于转化范畴。

关于AI技术能否缩短转化周期，从实践中看，AI辅助诊断等应用作为医疗模式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就在优化诊疗流程、提升效率，有助于加快从技术到应用的落地过程，因此可以认为AI技术对缩短转化周期具有积极作用。总体而言，科研到临床的转化是一个多路径、多层次的系统工程，需要基础研究、临床需求、产业资本和政策支持的协同推进。

您多次主持、参加与欧美顶尖机构的皮肤病防治交流。从国际视角看，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有何优势？当前中国皮肤病防治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中外在临床、科研或教育方面，有哪些是可以互补互鉴的？

陈宏翔：我曾在日本九州大学工作过一年，之后在美国哈佛医学院麻省总医院的皮肤生物学研究中心工作3年。该中心与日本资生堂公司有多项合作。此后，我在美国的导师曾是黑素细胞与黑素瘤研究领域的权威，在日本的导师也是第一届东亚皮肤科大会的主席。这些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国际交流对皮肤病防治的重要意义。回国后，尤其在加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以来，持续开展了大量国际交流活动。我们邀请了许多国际顶尖专家来华，包括北美排名前五的皮肤科医生John Y.M. Koo教授、克利夫兰皮肤病理中心主任Harry L. Winfield 教授，以及欧洲EADV银屑病工作组主席Luis Puig教授等。通过请他们进行深入交流和相关培训，收获颇丰。

通过这些交流，我们既看到了中国的优势，也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我们曾邀请一位美国专家参观武汉大学医学部的实验室，他对我们的科研平台评价非常高，认为其临床与科研结合的能力不弱于世界上任何平台。具体而言，中国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一是临床资源极为丰富，患者基数大，疾病谱广；二是皮肤科医生长期在门诊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三是医疗服务效率高。患者当天挂号即可就诊，手术等待时间短，费用也低。我在深圳工作的六年里，常有香港居民深做胃肠镜检查、看牙科或各类手术。相比之下，在美国看急诊往往要等四到六个小时，才能见到医生，中国医疗的便捷性明显。此外，中国特色的中西医结合资源十分丰富，而且数字化前景广阔，互联网医疗、移动支付、线上问诊等发展迅速，这些在国外并不多见。

当然，我们也需要清醒地看到，欧美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非常规范和完善的体系，在新药研发、临床研究、指南制定、队列建设以及医学教育等方面经验丰富，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学习。通过优势互补，我们可以促进双方共同发展。中国可以借助欧美的规范化体系提升自身研究质量，欧美也可以利用中国丰富的临床资源和高效的数字化医疗平台开展合作。这就是中外在临床、科研与教育方面互补互鉴的重要方向。

中国多年来持续向东南亚地区提供医疗援助。聚焦皮肤病防治领域，您认为中国有哪些成熟的临床经验或优势值得东南亚国家借鉴学习？

陈宏翔：其实，皮肤病发病与纬度、时间等也都有关联。从生物进化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与东南亚在人种上差异不大。气候方面，东南亚以湿热环境为主、日晒丰富，与中国南方十分相似，因此皮肤病疾病谱也较为接近。

基于这一背景，中国在皮肤病防治领域有几项成熟经验值得东南亚国家借鉴。第一，常见皮肤病的规范化诊疗路径已经非常成熟。针对真菌感染、湿疹、荨麻疹、痤疮、银屑病、带状疱疹、细菌感染等发病率高的病种，中国基层医生经过大量临床实践，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第二，通过大型三甲医院带动基层的医联体建设经验。例如在深圳，一家医院可管理八十余家社康中心；在湖北，作为省级医师协会的主委单位，通过培训、会诊、转诊、远程指导等方式覆盖数十甚至数百家机构。这种以专病建设和医联体为纽带的体系化经验，对于优化区域医疗资源配置很有帮助。第三，远程医疗与AI辅助复诊在皮肤病领域具有很好的适用性。通过图像和病历资料，可以实现常见病的分级处理以及疑难病例的转诊与会诊，提高服务效率。第四，中西医结合治疗皮肤病在东南亚具有较好的接受度。因为当地居民对中医药和天然药物的使用率较高，中西医结合模式容易落地推广。

此外，许多皮肤病与生活方式、卫生习惯、日晒等因素密切相关，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健康教育和公共卫生经验也可以共享。总体而言，中国与东南亚在皮肤病防治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和互补性，双方可以在疾病谱研究、医学优势、公共卫生建设等方面开展双向交流与合作，共同提升区域皮肤病的防治水平。

担任中南医院皮肤科主任以来，您在医联体建设、亚专科发展、国际交流等方面开展了多项工作。在学科建设和团队管理方面，您形成了哪些核心思路？

陈宏翔：首先，公立医院是为老百姓的健康托底的，只为尽可能多地解决老百姓方方面面的问题。同时，皮肤科有3000多种疾病，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不是所有的皮肤疾病都是常见病，但常见多发病必须做到归类覆盖。因此，专病建设和方向清晰非常重要。我们科室重点聚焦银屑病、特应性皮炎、荨麻疹、脱发、白癜风、皮肤肿瘤、感染性皮肤病以及红斑狼疮等难治性疾病，建立专病门诊和标准化流程，并有所侧重。

就像金庸的小说串成一句诗：“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我们皮肤科也有自己的“诗”：“镇痛止痒除顽癣，滋肤润发焕新颜”。“镇痛”主要针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病房中约1/3到1/4的患者是带状疱疹，需兼顾抗病毒与镇痛；“止痒”是针对过敏性疾病如湿疹、药疹、荨麻疹、接触性皮炎等最突出的瘙痒症状；“去顽癣”指银屑病、红斑狼疮等顽固性皮肤病；“滋肤”强调皮肤屏障修复和创新化妆品原料的应用；“润发”聚焦毛发医学，涵盖药物与毛发移植，市场需求很大；“焕新颜”则指医学美容，包括激光、注射和皮肤外科。主要发展方向的选择， 既覆盖了足够广的病种，又实现了适度聚焦。

在团队管理上，我坚持对内做好团队文化建设，不仅仅是简单分工，而是让每个人明确方向、找准位置、形成合力，医、护、技各岗位都参与其中。对外则不仅要在省内、国内发展，更要重视国际交流，学习国际先进理念，同时把中国经验介绍出去。我特别鼓励年轻人多读国际文献、参加国际会议，积极走出去。虽然皮肤科看似一个小科室，但它背后依托的是大学科、大平台，以及整体健康的广阔背景。

结合当前形势，您未来在皮肤病领域的发力重点是什么？

陈宏翔：我未来在皮肤病领域的发力重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免疫性皮肤病。这类疾病如银屑病、特应性皮炎、荨麻疹、白癜风等，发病率很高，且往往累及多脏器、影响全生命周期，因此将其作为临床研究的重点方向。第二是医学美容。医学美容涵盖激光、注射、皮肤外科等，与整形外科也有交叉。任何一个亚专业或单病种都可以做得很好，而且老百姓的需求非常大，例如毛发疾病、疤痕、血管瘤、腋臭等的综合治疗，都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医学美容领域也契合我们提到的两个转化方向：一是医工交叉，聚焦光疗和医美激光设备的研发转化；二是化妆品创新原料药的转化，特别是功效类化妆品的开发。不论是临床，还是科研转化，这两个方向将是我未来的工作重点。